“劝业场”建在当时的天津法租界，当局提出称之为：“法国商场”。而颇有经济头脑的高星桥觉得加上“法国”二字，民众望而却步，不利经营。于是采纳了合作股东——清庆亲王载振的建议，取名为“劝业场”。载振先生当时解释了“劝业”二字的来由，光绪三十一年（也就是1905年）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了“劝业陈列所”，这是一座陈列并推销商品的“百货商场”。而劝业场则是这个陈列所存放货物的附属机构。在那个内忧外患的岁月里“劝业”寄托着实业图强的希望。所以在开业之初，其经营宗旨以“劝业市场”四字的字头写出四句警言。即：劝吾胞兴，业精于勤，商务发达，场益增新。作为商业经营指南，以求发达。这就是“劝业场”三个字的来由。

“天津劝业场”是由法国工程师——慕乐设计的，建筑面积2.1万平方米，立体五层，转角局部七层。

在开业之初，直至解放，一至三楼分别租给各个店铺，货摊。它主体经营，日用百货，布匹绸缎，各种器皿，钟表、首饰，文房四宝，旧书古玩等等，而最让人感兴趣的是它不光是一个商场，同时还是一个大型娱乐场所，当时商场里设有“八大天”，即天宫影院、天华景戏院、天乐戏院、天升戏院、大观园、天纬球社，天露茶社以及屋顶花园、天外天。那时候在天华景戏院经常演出的有京剧名角的演出，日夜爆满。这种形式的商场在当时华北地区是绝无仅有的。天华景戏院当时由高星桥之子高渤海经营，所赚之钱又在“劝业场”的边上，盖起了“渤海大楼”，劝业场可谓空前繁荣。

“劝业场”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正式开业。当时进驻卖货的店铺多达300多家。开业之日火爆场面可谓盛况空前，上至中外官员，下至平民百姓，人人前往。据老一辈天津人讲除了抗战胜利和天津解放，天津市最热闹的时候莫过于“劝业场”开业了！

1931年至1939年是劝业场的鼎盛时期，但这种繁荣只维持了不到十年，日本侵略者发动侵华战争，华北大部分地区沦陷，天津沦陷后，由于战乱不堪，物价飞涨，经济萧条，人民的购买力急剧下降，使得商场内人员稀少，场内的不少店铺由于赚少赔多，纷纷撤出，劝业场开始衰落，此时的“劝业场”已经处于半停业的状态。

这种局面，直到解放后才得到了改变，随着公私合营，政府出资对劝业场加以改造，和比邻的天津商场合为一体，使得“劝业场”又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。1991年，历经风风雨雨的劝业场再度扩建，总面积达五万平方米，营业面积达3.43万平方米，成为天津市最大的集购物、娱乐、消闲、服务为一体的多功能高档次的新型商厦，并以其独有的特色和业以诚信的服务成为天津一张闪光的城市名片。

这个人是高星桥---劝业场的创始人。高星桥1881年随祖父来到天津，自幼随父在天津打铁，后来在老城里上过九年义学，又随其兄在铁路上当过司炉和煤矿上的司磅员。由于高星桥人聪明机灵，在煤矿期间好学的他学会了德语，受到主管德国人汉纳根的器重，将他调入帐房，又来由于工作出色高星桥被提升为煤矿售配处的经理，从此高星桥步步高升，逐渐成为煤业买办，并与汉纳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1918年，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，煤矿主管汉纳根要回德国，他便把自己在中国的产业全部赠送给了高星桥，高星桥代理了德华银行、“起士林”餐厅等许多德国商人的在华产业。借此机会，他积极投资房地产，先后盖起了“交通旅馆”“威尔逊大楼”，继而又与他人合股兴办大型商场“劝业场”，成为当时靠洋人发迹的买办典型代表。“天津劝业场”这块牌匾字迹稳建，苍劲有力，是由著名书法家华世奎所书写的，当时的“劝业场”老板高星桥找到华世奎，以每字100大洋的价格请他书写的，五个字即500大洋。按此价格，当时可买高级面粉250袋。由于那个时候没有今天把字放大缩小的技术，所以匾额需要多大，就得写多大。当时华世奎先生是拼起了三张大八仙桌铺上纸，一气呵成。华世奎先生一生只有二幅大字榜书，除了北京的“和平门”，就是天津的这幅“劝业场”了